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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

中国儒学

儒学是孔子创立的以修己治人为宗旨的学说。“儒学”这一概念正式提出于汉代。《史记·五宗世家》:“河间献王德……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古代文献上还有两个与儒学意义近似的概念,即儒术和儒教。如:“儒术诚行,则天下大而富。”(《荀子·富国》)“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晋书·宣帝纪》)儒术、儒教的涵义侧重于儒家治国理家、教化民众的方略。
《中国儒学》是一套百科全书式的著述,它着眼于对儒学这一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作较全面、系统的介绍。

本书是第一卷,主要介绍中国儒学自春秋末诞生以来至现代两千多年的发展史略。全书共分十三部分,基本按历史发展顺序叙述,举凡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历程或嬗变,诸如孔子与早期儒学、儒学的繁荣与没落、官学化与世俗化、玄学的兴起、儒释道的冲突与调和、理学与心学的演化、现代新儒学等等,皆作了客观如实的介绍。全书内容丰富,脉络清楚,整个中国儒学发展演变轨迹在书中都得到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反映。

本书是第二卷,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人物传略。收录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代表人物二百多位,如孔子、朱熹、戴震、王国维、冯友兰等,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思想、著作及其学术贡献。二、学派书院。辑有重要的学派和书院四十多个,如公羊学派、郑学、皖派、白鹿洞书院、万木草堂等,列述了各自的学术特色(或办学宗旨)、主要人物的活动及其兴衰概况。

本书是其中的第三卷,主要介绍先秦至现代的儒学重要典籍著述和典故事件。“典籍著述”分总类(有《十三经著述》、《汉学师承记》等)、经类(有《论语集解》、《周易正义》、《大戴礼记》等)、子集杂类(有《白虎通义》、《太极图说》、《朱子语类》等),均按时间先后编排,重点介绍有关著作的作者、体例、内容及历史学术价值。“重要典故与事件”则按朝代先后介绍了周游列国、封禅大典、鹅湖之会等儒学发展史上的重大举措与活动。

本书是第四卷,主要包括儒学的一般术语(如经学、训诂、河图洛书等)、哲学概念(如中庸之道、格物致知、天人感应等)、伦理概念(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忠恕等)、政治概念(如三世说、天下为公、小康等)四个方面的内容。书中除对有关术语、概念基本含义作解释外,还相应介绍了相关的学理探讨或论争,从而较全面、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儒学的思想内涵及学说风貌。

产生、发展和演变

    儒学的产生儒学的奠基人孔子曾是一位以治丧、相礼为生的儒者。他熟悉夏、商、周三代文化,对西周初年由周公制礼作乐而正式形成的礼乐文化尤为羡慕。在春秋礼坏乐崩的情况下,孔子以继承和发扬礼乐文化传统自任。“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出于这种使命感,他一方面广收弟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一方面对三代文化,特别是对礼乐文化加以反思和总结,将其根本精神抽象出来,建构起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孔子的仁即“爱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孔子的仁爱,不同于墨家的兼而无别的“兼爱”。仁是等差之爱,是“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记·乐论》),“乐合同礼别异”(《荀子·乐论》)的抽象和概括。
    以仁为核心,孔子提出“修己”和“安人”之道。“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孔子的修己之道实质就是使自身由一个只具生理本能的人变成一个“成人”,并进而成为君子,行圣人之道。修己之道的关键是“求仁而得仁”。孔子认为,要想获仁,修己者应主动为仁,“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同时还要接受礼的约束,按礼行事。经过长期的实践,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礼的根本精神就会内化为仁。这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为仁”(同上)。孔子的安人之道实质就是求仁而得仁之人行仁于他人,对于统治者来说就是对民实行德政。
    孔子以仁为核心,以修己和安人之道为基本内容的学说的提出,标志着儒学的诞生。
    战国时期儒学的发展受时代和认识的限制,孔子未能为其修己和安人之道提供主客观理论根据。他很少谈论性与天道,所以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
    战国时期,百家蜂起,“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儒学要想和其他学说抗衡,必须为修己、安人之道奠定坚实的理论根据,将其建立在关于性与天道的理论之上,因此战国时期儒学的发展,主要是提出人性论和天道观。
    孟子对儒学的发展孟子对儒学发展的主要贡献是提出性善说。他认为,人天生具备向善的要求和为善的能力,这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孟子·离娄下》)。这种向善的要求和为善的能力,使人能产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由此进一步就可以做出道德行为的选择。人的这种向善要求和为善的能力,就是善性。性善说的提出为儒家的修己之道提供了主体根据:人之所以能主动修己求仁,在道德上达到自我完善,就是因为人性善。性善说的提出也使孟子得以从一个侧面发展孔子的修己和安人之道。他认为修己主要途径是将自己固有的善性良心加以存养扩充,由此他提出存心养性、寡欲、养气等一系列道德修养方法。在安人为政之道方面,孟子从人人具有善性出发,主张统治者要尊重民众,对民众实行仁政,认为统治者的主要责任是启发民众的道德自觉,保护民众和满足他们的要求。
    荀子对儒学的发展与孟子相反,荀子主张人性恶。认为人生而“好利”、“好声色”,“从其性,顺其情”,必然会发生“贪利争夺”(《荀子·性恶》)。性恶说从与孟子不同的角度为孔子的修己之道提供理论根据:修己时所以要约之以礼,就是因为人性恶。“今诚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恶用礼义矣哉?”(同上)从性恶论出发,荀子强调修身是一个由君、师以礼、法自外对人加以塑造的过程。他也不像孟子那样尊重民众,而是从民众能推翻君主统治的角度加以重视,其为政治民之道带有浓厚的法治色彩。
    荀子对儒学发展的另外贡献是提出了自然主义的天道观和具有经验论性质的“薄物征知”说。
    《易传》对儒学的发展战国后期的儒学著作《易传》在儒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主要贡献是提出一种泛道德主义天道观。《易传》认为,天道是一个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过程。而生即是德,即是仁,所以天道也就是天地生物之德,生物之仁。在这种天道观基础上,《易传》回答了人性之所以善的问题:人是天地所生。人生时,天道亦降而在人,是为人性。由于天道即是天德,故人性善。
    经过孟、荀和《易传》的发展,孔子提出的修己安人之道,被置于性与天道理论基础之上。儒学成为由天道、人性、人道(包括修己之道和安人之道)三个环节构成的体系较为完备的学说。
    汉-唐儒学秦朝和汉初,儒学曾一度受到最高统治者的压抑和冷落。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对策,儒学重新兴盛起来,并成为官方思想。
    汉-唐期间,一部分儒家学者继承先秦儒学传统,著书立说,阐发孔、孟、荀的思想。但大部分学者以读经、说经、注经、争论经书中的问题为务。世传的《十三经注疏》皆成于这一时期。经学是汉一唐儒学的主要形式。
    就内容而言,汉一唐是儒学广泛融汇吸收墨、法、道、阴阳等其他学派思想和外来佛教思想的时期。其中以吸收法、阴阳五行、道、释思想对儒家思想发展最为重要。
    对法家思想的吸收秦任用法家,富国强兵,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秦王朝建立后继续任用法家,严刑苛法,二世而亡。汉兴,一些政治家和学者认真总结这一历史教训,认为治理天下不同于平定天下,前者应以礼义为先。正是在总结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基础上,汉武帝才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对策。但是国家的本质决定了统治者不可能将法家思想完全弃置不用,因此实际的情况是儒家以自己的德政、礼治思想为主,吸收了法家的思想,形成汉以后儒家的以德为主、以刑为辅的政治思想。
    对阴阳五行思想的吸收孔、孟、荀不言或罕言阴阳五行,《易传》才明确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汉-唐时期,儒家充分吸收阴阳五行思想,阴阳、五行成为儒学的重要概念,被用来解释自然、人性、人体和社会现象。儒家学者还以阴阳、五行为重要环节,建立了以元气为始基的宇宙生化论。
    对道家思想的吸收先秦时,儒家学者对道家思想既有批评,又有吸收。汉-唐时期儒学进一步吸收道家思想。其途径有二:①儒家学者如扬雄、王充等主动吸收道家的自然主义天道观和其他思想;②一些玄学家通过注释儒家经典,如何晏解《论语》,王弼释《论语》、注《易》,韩康伯注《系辞》等,将道家思想注入儒学,此即所谓援道入儒。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韩康伯的《周易注》,后来被儒家接受,为《五经正义》、《十三经注疏》所采用。
    对佛教思想的吸收佛教于东汉始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影响逐渐扩大,隋唐时达到鼎盛。佛教因是外来宗教,受到儒学的排斥,但它对名理的细密辨析、较高的理论思维水平,对一些儒家学者却颇具吸引力。他们“嗜浮图言”,“与浮图游”,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把佛教中某些与儒学不相冲突的思想引入儒学。
    儒学复兴运动汉-唐时期儒学对其他思想的吸收,一方面丰富了儒学的内容,提高了儒学的理论水平,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使儒学与其他思想,特别是与佛、老思想之间的界限模糊了起来。其结果是儒门淡薄,“斯道积羸”(《李觏集·上宋舍人书》)。为了维护儒学的根本精神,唐中叶以韩愈为首的一批儒家学者发起旨在“兴复”儒家“古道”的儒学复兴运动。儒学复兴运动着重划清儒家道、德与佛、老所谓道、德的界限:儒家的道、德不是佛、老所谓的虚无空寂,儒家道、德的内涵是仁、义。
    宋元明儒学北宋前期,儒家学者范仲淹、欧阳修、胡瑗、孙复、石介等人继承唐中叶以来的儒学复兴运动,继续提倡儒学,最后导致了理学的诞生。理学是旨在划清儒学与其他思想界限的儒学复兴运动的产物,因此它与孔、孟的精神基本能保持一致,同时理学又是在儒学充分吸收其他思想特别是佛、老思想之后形成的,因此它比孔、孟儒学内容丰富得多,理论思维水平也高得多。这也就是说,理学既弥补了先秦儒学简陋、朴素的缺陷,又克服了汉-唐儒学驳杂不纯的弊病,因此理学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是儒学的完成形态。理学内部以对理气、心性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
    气学代表人物是张载,他主张“太虚即气”,认为万物的生灭变化是气的聚散,而理则是气聚散的条理性。在理气关系上,气学派坚持理只能是气之理。
    理学理学的代表是程颐和朱熹。朱熹认为,人物之生有理有气,理虽不离气,但理、气绝是二物。理学与气学的区别表现在理气关系问题上。理学坚持理在气先,理为气本,理主宰、驾驭气。
    在心性问题上,理学主张性即理,心具理而不即理,因此心也不即是性,心中所具之理才是性。只有通过格物穷理,才能达到心理为一。
    程朱理学在南宋后逐步取得学术主导地位,元、明、清三代更被确定为官方思想。
    心学心学的代表是陆九渊和王守仁。陆、王较少议论理气关系。他们与程朱理学的主要区别表现在心性关系问题上,认为心即理,而不是心具理,因此心即性。由于心理本一,因此也无须格物穷理功夫。
    心学强调主体意识,具有一定思想解放作用。明中叶以后,王学一度成为中国学术思想主流。
    清代儒学清朝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因此理学在清代仍保持官方思想的地位,但业已僵化。对儒学发展做出贡献的是清初的经世之学、乾嘉考据之学和清朝后期今文经学。清代儒学具有与宋、元、明儒学不同的特点。
    清初的经世之学明王朝的灭亡使一些儒家学者深感理学空疏无用,于是学风为之一变。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颜元、李塨等人提倡实学,主张儒学是经世之学。他们在批评理学家空谈心性的同时,把注意力转向对历史的总结和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在政治上,他们提出应允许庶民议政,主张对君主加以限制;在经济上,他们主张“均田”、抑制兼并,提倡发展工商业;在教育上,他们主张改革教学内容,增加实用学问,主张改革八股取士制度。他们关于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主张和思想,丰富了儒家思想。
    乾嘉考据之学清初统治者为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大兴文字狱。为躲避严密的文网,一些儒家学者躲进故纸堆中,从事文献典籍的整理。他们继承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做学问讲求实证的主张,逐渐形成一个学派。其前期人物有毛奇龄、胡渭、阎若璩、万斯大、万斯同等人。这股思潮到乾、嘉时期达到鼎盛,故又称乾嘉学派。其代表人物为惠栋、戴震等。乾嘉学派不大重视义理,而把校注、辨伪、辑佚作为治学的重点。他们治学严谨,在研究中使用比较、分析、归纳等逻辑方法,力主实证。乾嘉考据学派对古典文献的整理、校订做出重要贡献,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将一种与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相类似的实证方法引入儒学。如果说清初的经世之学是“实用”之学,那么乾嘉考据之学则是“实证”之学。(见训诂考据之学)
    清后期今文经学嘉、道之后社会矛盾尖锐,鸦片战争的失败更使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社会出现了要求改革的思潮。考据之学“琐碎饾饤”,无法容纳改革思想,而重阐释经文微言大义,认为孔子删定六经是托古改制的今文经学却可以用来阐述改革思想,因此,继乾嘉考据之学之后今文经学大兴,清后期主张改革的儒家学者如龚自珍、魏源等都是今文经学家,康有为更以今文经学作为其推行维新变法的理论武器。
    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强调实用,乾嘉考据之学强调实证,清后期的今文经学强调社会改革,它们都是儒学为使自己适应即将来临的近代社会而进行的自我调整。但时不我待,列强的侵略和西学的传入,使儒学的自我调整中断,儒学的发展演变也到此终结。

基本特点

    儒学自孔子起,历经两千余年的发展、演变,不同时代的儒学不可能一致;同时儒学内部派别林立,同一时代各派别之间的思想也存在着重大差别,甚至对立,因此儒学不是一个只有单一解释的学说,而是不同时代、不同派别的不同思想的总合。以天道观而言,儒学内部即存在着三种观点:①宗教有神论天命观,认为天是有意志、有情感、能赏善罚恶的人格神。自然界的变化、社会的治乱、人的吉凶福祸,都是出于天意。②自然主义天道观,认为天即自然,天道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的自然过程。③泛道德主义天道观,认为天道是天地生物之德、生物之仁、生物之心,是客观道德原则,是绝对的善。儒学的人性论更是五花八门,计有:①性善说;②性恶说;③性善恶混说;④性三品说;⑤性善情恶说;⑥性不可以善恶言说;⑦天命之性纯善,气质之性有善有恶说,等等。由于天道观和人性论不同,建立其上的道德修养学说和政治学说,也是繁复纷纭。
    儒学内部虽然存在着观点和主张的差别和对立,但两千余年来,儒家始终作为一个学派存在,儒学始终能保持与其他学说的界限,表明儒学各派学说之间又有着共同的基本特征。
    最早把儒学与其他学说区别开来并指出其基本特征的是汉代的《论六家之要指》和《汉书·艺文志》。《论六家之要指》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唐时,韩愈为划清儒学与佛、老的界限,进一步从“道”、“德”的内涵方面指出儒学的特征:“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儒家所谓的道是“合仁与义言之也”,“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韩文公文集·原道》)。以后程、朱等人在批判佛、老时也对儒学的基本特征有所阐明。归纳起来儒学有如下基本特点:①宗师孔子,凡反对孔子的思想都不属儒学;②以《诗》、《书》、《礼》、《周易》、《春秋》、《论语》等为共同经典;③以仁、义为道、德的根本内涵;④以道德为人生价值之所在,强调后天道德修养,以成德作圣为人生目标;⑤崇尚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先王之道,主张德政、仁政。
    儒学与其他文化系统的思想具有明显的不同。①儒学不言鬼神,不言天堂和地狱等彼岸世界,是一种关于现世人生的人文学说,不同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②儒学在区分天、人基础上,强调天人合谐、人参赞天地之化育,不同于把自然界仅仅作为认识和征服对象的西方自然哲学;③儒学重群体,认为个体只有在为他人和集体尽义务之中才能实现其价值,其人文精神不同于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提倡个性解放、个人自由的人文主义学说。

历史作用和地位

    儒学在先秦即为显学;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的对策之后,更上升为官方思想。两千余年儒学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其影响之深刻是其他任何学派的思想和外来思想无法比拟的。
    在儒学长期的陶冶下,中华民族形成了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儒家的伦理学说和道德规范培养了中华民族仁民爱物、尊老敬贤、重信义、重气节、宽厚中正的道德品质和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儒学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曾发生积极影响。①儒家的人伦名教思想虽然有利于君主专制政治,并在汉以后两千余年间发挥了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作用,但是儒家的仁政说、贵民说,也对君主专制政治起着某种制约作用,使其比较温和;儒家的纳谏说、因革说对于统治集团修正自身失误、实行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儒家的诛伐说、汤武革命说则为人民反对暴政、以暴力手段对社会关系加以调整提供了思想根据。儒家有关的华夷理论,一方面培养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又促成各民族在共同文化基础上进行融合。儒家的政治思想对古代中国长期保持统一和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②儒家重视民生、主张富民、提倡发展经济,他们提出的均平说、井田说,是抑制豪强地主兼并农民土地的有力思想武器,对农业以及与农业相关的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③儒家重视教育,孔子和许多儒家学者都曾从事过教育事业。他们提出的有教无类说、因才施教说、教学相长等理论是世界教育学说史中的瑰宝,至今仍不失其价值;他们提出的“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礼记·学记》)等有关学校设置和考试制度的主张,推动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使中国建立了古代世界最为完备的教学体系和考试制度。④儒家的言志说、载道说、讽谕刺美说等文艺思想,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无不受其影响,并产生了众多的反映人民疾苦,揭露现实黑暗,歌颂真善美的优秀作品。儒家的文艺思想是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理论基础。⑤儒家主张“则天”,参赞天地之化育,其思想具有实用性质。在其思想影响下,中国古代的实用科学和技术得到充分的发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科技走在世界前列。
    儒学在产生之后还远播朝鲜、越南、日本和其他东亚地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儒学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广泛、最持久的学说之一。

对儒学的批判和研究

    儒学虽然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但是也存在着理论缺陷:①儒学的人伦名教思想在政治上的运用有利于君主专制,有碍于孕育和萌发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②儒家未曾建立系统的自然哲学,也不曾提出系统的认识论和逻辑学说,因此,缺乏滋生或接受近代科学的土壤。当西欧通过文艺复兴运动重新恢复了古希腊哲学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从而获得迅速发展时,以儒学为指导、发展缓慢的中国社会便相对落后了。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在西方列强侵略面前的屡屡失败,将儒学的缺陷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出于富国强兵、救亡保种的需要,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将西方近代科学和民主思想介绍到中国,但遭到统治者和一些守旧的知识分子的抵制。他们用以抵制西方近代科学和民主思想的精神武器便是儒学。这样,本来缺乏科学和民主精神的儒学更被推向反科学、反民主的极端。为了使西方近代科学与民主思想能够在中国顺利传播,为了反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前,章炳麟等人即展开了对儒学的批判。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利用儒学为之辩护,从而更加激起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对儒学进行批判。这一批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达到高峰。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吴虞、胡适、鲁迅等人高举儒学所缺乏的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尖锐地批评儒学是君主专制主义的“护符”,是造成中国人愚昧无知的根源。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儒学在中国思想领域长达两千余年的统治终于结束。
    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具有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功不可没。但其代表人物缺乏历史分析观点,对儒学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主张在与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实行彻底决裂的前提下建设新文化,则是错误的。
    新文化运动抹去孔子头上的神圣光环,恢复了孔子思想家的本来面貌,使他所创立的儒家学派成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这就为学者摆脱经学方法,从哲学史和思想史角度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学奠定了基础。因此,真正的儒学研究是新文化的产物。
    儒学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①1949年以前;②1949~1966年;③1976年以后。
    1949年前的儒学研究1919年2月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该书模仿西方哲学史的写法,对孔子等人的思想加以整理,标志着中国哲学史这门学问的诞生,也标志着以新的方法研究儒学的开始。胡适对儒学研究的贡献主要是指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们以治丧相礼为职业。孔子即是他们之中的一员,从而将孔子还原为一位哲人,使学者们得以把孔子放在与老、墨等平等地位上加以研究。胡适对儒学研究采取的是考据的方法,对儒学的义理阐释不多。此外,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写出半部,对理学不曾涉及。1931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一书出版。该书着重从义理角度阐释儒学,把理学作为论述的重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儒学研究的新阶段。30年代后半期和40年代以郭沫若、侯外庐、吕振羽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崛起。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儒学,对儒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儒学的社会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推进了儒学研究的发展。
    1949~1966年的儒学研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儒学研究也进入新的阶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阶段。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其中很大篇幅是从哲学史和思想史角度对儒学的研究,代表了这一时期儒学的研究特点: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为指导,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为纲分析儒学,着重论述孔子和其他儒家学者思想的政治属性和哲学属性。这一时期由于受到越演越烈的左倾思潮影响和苏联教条主义和公式化的哲学史方法论的影响,一些人对儒学采取彻底否定态度,对那些同情儒学、对儒学稍做肯定的学者大施挞伐。他们对儒学所做的所谓的批判,为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儒评法”做了准备。
    1976年后的儒学研究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此后儒学研究进入真正的黄金时期,具体表现为:①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学的学术组织纷纷成立;②创办了《孔子研究》等一批学术刊物;③经常举行各种规模的以讨论儒学为主要内容的学术讨论会;④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学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大量涌现。儒学研究繁荣局面的出现不是偶然的:①通过对“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的反思,学者们普遍认为有重新认识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②东亚的崛起,使学者们认为有必要重新估计儒学的现代价值;③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随之也增强了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兴趣;④克服因商品经济带来的种种弊端,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需要。这一时期儒学研究具有不同于前两个时期的特点:①学者们以不同的观点和方法对儒学进行多视角、多层面的剖析;②基本上摆脱了西方哲学史的逻辑框架,力求找出儒学本来的体系、内容和特点;③研究外延扩大,一些学者对过去一向不为人们注意的儒家学者的思想进行了专门研究;④一些学者着力于对儒学深层次内涵的发掘,其成果颇有创见;⑤在价值取向上,学者们大多一改过去重视儒学负面价值的作法,对儒学中具有永恒、普遍适用性的思想更为注意;⑥普遍承认中国不可能在割断儒学影响情况下建设现代新文化,因此在研究中,对儒学如何进行现代转换,如何找到与现代文化的接合点,如何与现代的科学、民主精神相结合等问题非常重视。